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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邓: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迈: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迈: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现在农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你们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我们的人交完税,其余的就归自己。邓: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54〕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迈: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迈: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邓: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6〕,解答了这些问题。迈: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迈: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邓: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迈: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邓: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 ISBN:7-5327-3655-5 上海译文出版社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在采访过程中,华莱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说“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中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华莱士接下来选择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制度。”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件”中最持久的形象。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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